“一带一路”十年，在东南亚面临哪些机遇？

　　2023年，“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十周年。如何总结进展与经验，怎样评估十年来的进程，怎么看当下中外合作的机遇与挑战，是中国学术界重要的话题。东南亚是“一带一路”海路与陆路的交汇点，是该倡议实施的跳板与依托。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美日“印太战略”推进的重要支撑，东南亚国家正成为大国竞相争取的主要对象。对于中国及其提出的“一带一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明确宣布美国要和欧洲合作，建立一个因应中国“一带一路”的综合性战略。为了更有效地遏制中国，2021年3月3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公布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提出，美国将重振和更新在世界各地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它们是美国最大的战略资产。日本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核心盟友，双方在“印太战略”框架下互动密切、动作频频，针对中国共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尤其是在印太地区积极重塑“印太联盟”体系深刻影响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国家的发展。那么，美日联盟政治究竟通过哪些具体路径影响“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对“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地区的推进带来哪些挑战和机遇？本文原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仅代表原文作者观点。

　　“一带一路”在东南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美日联盟政治的视角

　　文|包广将、范宏伟

　　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一带一路”倡议一经提出便引起国内外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在国内已然成了一门显学。在诸多研究中，不少学者对“一带一路”在东南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此类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聚焦于东南亚国家内部问题对“一带一路”的影响。例如，政局变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族群政治、环保主义、非政府组织等东南亚内部问题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二是从国别视角研究外部特定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论及中国、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韩国等域外国家；三是强调中国与其他大国在东南亚展开竞争对“一带一路”的影响，涵盖中日、中美、中印等诸多双边关系竞争的影响；四是从非传统安全视角探讨新冠疫情、海盗、恐怖主义、移民等问题对“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影响。整体观之，这四方面的研究为“一带一路”在东南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勾勒出了一幅全景图，但仍有许多不甚清晰的地方。例如，在既有研究中，以美国、日本为核心的联盟政治对“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往往被忽视，或是一笔带过。国外学者则主要关注“一带一路”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关注“一带一路”在东南亚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东南亚国家担心东盟“中心性”被弱化或生态环境被破坏而对“一带一路”持冷淡态度。二是“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推进会引起西方国家的介入和抗衡。究其原因，学界对联盟政治的忽视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导致：一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对联盟政治不甚重视，甚至对日本、韩国等传统盟国采取极限施压的方式以更好地服务于“美国优先”政策。这使得许多学者对美日为核心的联盟政治对“一带一路”的影响缺乏关注。二是学界对“联盟”的理解仍然采取狭义方式，往往习惯性地将联盟视为范围狭小的军事联盟。事实上，联盟的内涵及外延已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从军事领域扩散至经济、社会、文化、价值观等诸多层面。因而，本文理解的美日联盟政治是一种广义的理解，指的是美日主导的一切联盟理念和行为。

　　拜登执政后将重整联盟作为其主要工作方向，联盟政治已经成为美国实施“印太战略”乃至对抗中国崛起的重要方式。拜登上台以来，强化美日、美英、美韩、美澳、美菲，美日澳、美英澳等一系列双边、三边同盟，继承并强化美日印澳“四方对话”、积极推动“四方对话”的扩大化和实体化发展，利用“五眼联盟”“G7”“北约”等传统联盟机制强化同盟关系。目前，在印太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一个涵盖双边、三边、小多边及多边的相互联动的立体性联盟体系。在这个联盟体系中，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条约盟国，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等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支点国家和重要战略伙伴国。显然，这个庞大的联盟体系通过美国的直接介入（重新修订条约、组织军事演习等）、盟国的间接影响（日本、澳大利亚对东南亚国家的拉拢）以及各种非正式合作（列席会议、军事援助等），从客观和主观上对东南亚国家的观念和行为进行着或明或暗的重塑。

　　
      目前，拜登政府主要通过如下几种措施重塑印太联盟并重塑东南亚国家：一是推动“轴辐体系”的网络化重塑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3个东南亚条约同盟国；二是推动“四方对话”的扩大化努力吸纳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伙伴国；三是深化同盟海洋安全合作，影响东南亚海岛国家。这些措施必然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形成对冲效应。例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提出“四管齐下”的战略建议：应对“一带一路”带来的具体经济风险；提升美国的竞争力；与盟友、伙伴和多边组织加强合作；保护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安全利益。鉴于此，无论是出于对既有研究的拾遗补漏，还是着眼于美国印太联盟体系演进带来影响，联盟政治都值得关注和研究。那么，在美日等国的联盟政治作用下，“一带一路”在东南亚面临哪些新挑战？
 

　　一、美日联盟政治对“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挑战
 

　　美日主导的联盟政治通过各种形式向东南亚地区的扩张，对“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挑战主要表现在政治安全环境恶化、竞争格局变迁、发展路径替代及社会舆论攻势4个方面。
 

　　（一）美日联盟政治导致经济问题政治化，“一带一路”面临复杂化的安全环境
 

　　从地缘和空间上来说，“一带一路”倡议分为海路与陆路两条线路，是将欧亚非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相互连接的陆海一体化倡议。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用“印太战略”取代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地缘上主要立足于印度洋、太平洋沿线国家，调整后的战略更聚焦于中国周边海洋地区。除了美国在东南亚的盟友之外，美国或日本与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在武器销售、军事人员培训、海洋执法等安保领域加强合作。近年来，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一些盟友和安全伙伴，在他们与美国双边联盟框架之外，相互之间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明显在扩大和深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日本及其他西方盟友的这些举措，已将东南亚海岛国家加上越南全部覆盖，这导致“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外部安全环境复杂化。
 

　　面对中国“一带一路”在海外基础设施领域的显著进展，美国联合盟友也投入大量资源，2021年6月七国集团推出了“重建更好世界”的基建计划，以对冲中国“一带一路”的影响。美日联盟政治的影响强化了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特定议题合作的“安全化”与“政治化”的顾虑。东南亚国家担忧域外大国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大量外资使项目脱离经济合作的轨道，对本国国家安全带来隐患。譬如，在中泰和中印（尼）的高铁合作中，两国均对相应投资项目进行了严格的安全审查，并与日本方案进行系统比较。在安全领域，“区域安全关系的网络化，将使美国突破传统的以双边合作为基础的‘轴辐’体系，构建起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对‘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持久的、巨大的安全压力”。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日在军事领域会显示出更强烈的进攻态势。在军事上，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出台《印太战略报告》称，美国应“强化在印太地区由美国主导的、盟友与安全伙伴国共同参与的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在南海等热点问题上美国故意炒作，将南海的所谓“自由航行”军事挑衅行为盟友化、常态化、国际化，法国、德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因应美国均派出船舰到南海，进行各种名堂的联演联训，甚至穿越台湾海峡。美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正尝试从制度上继续加大对南海声索国的影响力度，例如将“QUAD”拓展为“QUAD+”，邀请越南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在美日印太合作框架下，日本在同东南亚国家的防务合作中，有针对性地帮助越南、菲律宾和印尼军事实力弱小的国家提升实力，以增加中国“胁迫”他们的成本。在观念上，美国通过强化或夸大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忧患，大肆宣传中国的威胁，进而拓展美日在东南亚的安全与军事合作，引导东南亚国家向印太联盟体系倾斜，破坏“一带一路”倡议的安全环境。美国强化东南亚国家的民粹主义和反对派的反华声浪，对“一带一路”具体项目的推进带来变数。一旦美日主导、妖魔化的这种威胁和认知在东南亚国家中不断发酵和培育，与当地的政党政治、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融合在一起，尤其是伴随着东南亚国家的政局更替或动荡，“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一区域的政治和安全环境就有可能出现至少是阶段性的恶化。同时，联盟政治意味着美国强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安全保障和承诺，影响东南亚国家的决策倾向。例如，美国2018年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中明确强调，“在印太地区保持有效的力量平衡是美国国防的目标之一，并特别强调将建设一支更具杀伤力的部队、巩固联盟和吸纳新的伙伴国、改革国防部等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二）美日深化印太联盟，“一带一路”面临“一对多”的竞争格局
 

　　美日联盟政治将促使中国在东南亚与他国在各领域的竞争格局从“一对一”到“多对一”的变迁。竞争格局的变迁一方面体现在数量的变化上，即中国同时与多个协同一致的联盟国家展开竞争。另一方面体现在竞争领域的变化，即中国在多个领域面临联盟竞争。美日联盟政治的实质和内容已经远远超出军事安全合作的传统范畴，而是向多种新兴领域不断扩展。2021年4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菅义伟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在新时代的联盟关系中，增强在生命科学、生物技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和民用空间领域的研究与技术开发方面的合作，共同提高两国的竞争力，在包括半导体在内的敏感供应链上进行合作。9月24日，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再次声称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半导体供应链安全方面加强合作，打造半导体等关键技术和材料供应链。可见，在愈发“内卷”的国际社会中，联盟政治向多个领域扩展已成为大国竞争的一个重要趋势。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等领域，美日正在强化联盟战略，深化美日同盟，强调盟国、伙伴国之间的配合与互动，“以多对一”的方式在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各领域展开竞争。
 

　　美国联合日本、澳大利亚等主要印太盟国影响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态度，夸大“一带一路”在该地区的政治与战略后果，甚至在疫情期间尝试建立没有中国参与的产业链网络。2017年召开的美日印澳“四国对话”首脑会议中称，“美日两国将遵循公平与平等的伙伴关系并通过公私合作，支持‘第三国’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2021年2月24日，拜登总统专门就美国的供应链问题发布行政令，表示要与盟友和与美国有共同价值观的伙伴在供应链上进行密切地合作，确保集体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3月白宫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4月的美日首脑联合声明、9月的QUAD首脑会谈联合声明都反复确认了这一点。可见，美国通过联盟政治应对“一带一路”的趋势正逐步强化。
 

　　东南亚国家是西方国家实施联盟政治的主要对象。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加上美日在政治上的盟友关系，美日能够很顺利地在东南亚地区建立盟友关系，以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影响与挑战。近年来，美日利用各自的优势，显著加强了在东南亚地区的磋商与合作。2019年，美日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对联盟能力的现代化升级改造，以便满足目前和未来印太地区形势发展的需求。美日两国都有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加上日本早先推行的“绿色联通”战略为东南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为东南亚能源、生态环境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贡献。为了削弱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美日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还不断在湄公河地区推进，而湄公河是中国影响力较强的地区，两国的政治经济目的不言而喻。近年来，美国与日本建立了多个双边、多边合作机制来应对“一带一路”，实施印太战略。2017年，美国与日本建立了战略能源伙伴关系，东南亚是双方合作的重点区域之一。2018年7月，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建立了“印太”基础设施三边投资伙伴关系。2019年8月，美国与日本在湄公河下游地区建立了日美湄公河电力伙伴关系，发展该区域的电力基础设施，加强地区能源安全。如果中国不对这些挑战做出积极有力地回应，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可能顺利推行，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将会大打折扣，从而遭受美国的围堵。除此之外，印度的“东进战略”，韩国“新南方政策”等也在对接美日“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的经济建设项目展开竞争。美方筹谋从经济、外交、安全、舆论等方面加大对“一带一路”的制衡，尤为重视应对“数字丝绸之路”“标准输出”“军民两用基础设施”等问题。“印太战略”是美国反制和对冲“一带一路”的主要抓手，东南亚则是实施这一目标的重要地缘方向。
 

　　（三）美日出于自身利益为东南亚寻求“替代方案”，“一带一路”面临路径对冲
 

　　美日等国加大在公共卫生、数字经济、网络安全、产业链、供应链等新兴领域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积极为他们寻求替代方案，通过抢占或深化在新兴领域的合作挤占“一带一路”的合作空间，使“一带一路”面临路径对冲与替代的挑战。2017年10月18日，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投资、融资计划，诸多印太国家缺乏选择余地，并渲染“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2019年11月，由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牵头，日本（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和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在泰国召开的第35届东盟峰会上共同发起“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计划，宣称打造一种“多元利益攸关者”倡议，在“公开、包容”框架下提升全球基础设施发展的“高质量、可信任”标准。拜登政府延续并强化了这一计划，并利用七国集团峰会宣布了一项协助中低收入国家兴建基础设施的计划——重建更美好的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美国宣称，重建更美好的世界是一个能满足中低收入国家巨大基础设施需求的积极倡议，拜登总统和七国集团合作伙伴一致发起的是一个全新的全球基础设施倡议，它是一个由主要民主国家领导的价值观引导、高标准和透明的基础设施合作平台，以帮助缩小发展中国家在COVID-19大流行后超过40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需求缺口。通过该项计划，G7和其他合作伙伴将在4个重点领域（气候、卫生和卫生安全、数字技术以及性别平与公平等）协调动员私营部门资本，并利用他们各自的金融机构激励投资。B3W将在未来几年为中低收入国家带来数千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价值观引导、良好的治理和严格的标准、环境友好、牢固的战略伙伴关系、调动私人资本以及强化多边公共财政的影响是其主要特征。这项计划旨在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被认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首次提出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新加坡学者评论到，尽管“一带一路”在不断更新，但它主要侧重于传统的“硬”基础设施：港口、道路、水坝、铁路、电厂和电信设施。B3W则将专注于“更软”的基础设施，即气候、卫生和卫生安全、数字技术以及性别公平和平等。G7领导人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向世界展示，除了中国以外，富裕的民主西方国家也可以提供“另一种选择”。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说，“‘重建更好世界’计划的积极之处在于，这是美国首次真正提出了应对‘一带一路’的措施”。
 

　　（四）美日联合发起舆论攻势，“一带一路”面临信任危机
 

　　在价值观领域，一方面，美日等西方国家以所谓的“科学政治”引领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基础设施、气候政治、清洁网络等不断联合提出新型发展理念，并将这些理念与“民主”“自由”等政治价值观融合，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展开一场“未来潮流”之争。拜登说：“制定‘重建更好世界’伙伴关系的努力旨在动员全世界民主国家，以迎接世界面临的挑战，并帮助我们的人民，更确切说，是帮助各地的人民。”美国提出自己的印太经济构想，日本则提出契合其“绿色联通战略”的“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倡议冲击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日本历史上在东南亚地区实施的“绿色联通”战略颇有影响力。日本绿色产业链的延伸也正带动更多的日本企业及业务扩展到东南亚，促进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绿色形象“价值体系”的认同。日本基于本国实力，打出“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的旗帜，与其“绿色联动”战略形成呼应，在东南亚国家中有良好的声誉。与之相配合的有东南亚地区的国际组织以“保护环境”乃至“维护主权”为由抵制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目前，世界银行集团和日本政府建立了高质基础设施投资(Qualit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QII)伙伴关系，目的是提高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在质量方面的认识和关注度。其中包括最大限度地发挥基础设施的积极影响、根据生命周期成本提高经济效率、整合环境和社会因素、建立应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以及加强基础设施的治理。“高质量”理念已被G7、G20等国际组织和许多东南亚国家认可，对“一带一路”具有一定的对冲性。
 

　　另一方面美日不断抹黑或矮化“一带一路”倡议，对“一带一路”倡议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舆论攻势。美国一直在带头妖魔化、破坏和阻碍中国的“一带一路”行动，体现在各种所谓的“中国新帝国主义”“掠夺性经济活动”“国家驱动投资模式”“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债务帝国主义”等标签上。例如，围绕“一带一路”倡议潜在结果带来的“新殖民主义”论认为，“一带一路”通过增加国债负担并使那些不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中国商品的出口市场，强化中国在亚洲和非洲的经济和政治主导地位，从而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范围。萨克斯声称：“所有建设项目的工人都是中国自己带来的，他们不把技能传授给当地公司和当地工人。有些甚至不能提供通常以商业利率提供的贷款。此外，‘一带一路’项目还出现了很多腐败丑闻。”指责“一带一路”转移污染行业、破坏项目所在地环境。美国常以“债务陷阱”“掠夺性经济活动”“国家驱动投资模式”乃至“新疆民主主义”等标签抹黑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近年来，不少美国研究智库及媒体以南海生态环境安全为借口，大肆宣扬“环境破坏论”“渔业资源枯竭论”等，对中国的形象进行抹黑。美国《印太战略报告》认为“一带一路”会对东道国带来沉重的经济成本和负面作用，更指责中国一边利用国际秩序获取利益，一边又侵蚀着以规则为基础的价值观和规则。一份非洲报告指出，一些非洲政府的债务水平令人严重关切，例如安哥拉（250亿美元）、埃塞俄比亚（135亿美元）、赞比亚（74亿美元）、刚果共和国（73亿美元）及苏丹（64亿美元）等非洲大陆最大的债务国。最近，一些西方领导人公开批评“一带一路”和中国，例如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妄称中国是“一个不遵守多边规则并与民主国家有着不同世界观的国家”，并保证将仔细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然而，“债务陷阱”等标签是由西方国家联合策划的，本质上是一场针对“一带一路”的联合舆论攻势。
 

　　信任是国际合作的基础，本身是推进“一带一路”的一种“基础设施”，美日对中国的舆论攻势引发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怀疑和警惕。与此同时，美日却努力加强印太地区的基建来“赢得地区国家的信任”，并抗衡中国的影响力。美国在人权、环保、就业等领域对中国进行造谣抹黑，影响了东南亚大众阶层对中国的正确认知，形成“从下而上”影响“一带一路”项目的传导机制。例如，尽管中国在老挝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堪称典范，老挝政府也肯定该倡议在老挝所做的巨大贡献，但是在老挝民众和私人部门依然存在将中国的活动描绘成“一个新帝国或新殖民主义行为”，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开采老挝的自然资源，单方面促进中国自身利益并破坏老挝文化。这对激化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对华的仇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或延长“一带一路”项目的落地周期；美日炒作“中国军事威胁”“水安全威胁”“经济胁迫”等安全议题，影响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精英阶层之间的战略互信。由于美国在国际舆论引导上占据优势，其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形象的矮化在东南亚精英阶层已经形成一定的市场。“一带一路”倡议在推进过程中时常会受到西方文化霸权对东南亚国家舆论环境的负面影响。美日许多极具舆论攻势的媒体报道或智库报告诱使东南亚精英提高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提防心态。
 

　　概而言之，美日联盟政治对“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影响主要通过4种路径实现：一是将“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合作项目进行政治化炒作，引发东南亚国家民众或反对党的厌华情绪，进而阻止项目的正常推进；二是联合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美国主要盟国，针对中国在东南亚的合作共同策划、共同推进、共同施压，努力在东南亚排挤和遏制中国；三是从合作项目入手，针对“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提出新的合作方案、新的合作路径以替代“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四是从“一带一路”带来的后果切入，夸大“一带一路”对东南亚国家的负面影响，炒作“债务陷阱”“环境危机”“过度依赖”等，减损我国在东南亚的战略信誉。
 

　　二、美日联盟政治与“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发展前景
 

　　尽管美日联盟政治对“一带一路”构成了许多挑战，但是美日联盟毕竟只是一个“第三方”影响变量，左右不了“一带一路”的全部走向。作为一个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开放性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发展前景与其不断自我迭代革新的发展进程和东南亚国家的接纳度密切相关。
 

　　（一）“一带一路”倡议自我革新的发展导向
 

　　自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已经经历了多次迭代升级。近年来，在面对美日不断提出新兴发展理念的冲击下，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以促进“一带一路”各合作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主席在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致开幕辞时指出，“要建立政策协调对接机制，相互学习借鉴，并在这一基础上共同制定合作方案，将有关规划协调起来，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在2018年“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截至2020年3月，共有138个国家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指出，“要稳妥开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培育合作新增长点。”这表明“一带一路”不断自我革新、不断适应时代需求的发展导向非常坚定。
 

　　事实上，美日等西方国家之所以通过联盟政治以“多对一”的方式与“一带一路”展开竞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取得了重大进展，进而引起美日等国的反弹性应对，乃至恶意攻击。中国官方更将“一带一路”视为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低碳、循环发展是顺应时代的必然选择。2017年5月中国政府发布的《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与《“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把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列为“一带一路”建设重要内容。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发展绿色“一带一路”是实现从工业文明逐步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助推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观要求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景。“一带一路”在概念内涵上也在不断延伸，正在从高大上的“硬”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转向更多“小而美”的民生项目。绿色、透明、健康、廉洁、可持续发展等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理念。中国自身真正将“一带一路”在各地区、各领域的合作项目按照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是获得国际社会信任的第一步，也是对美日联盟政治最有力的回应。目前，“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已被纳入联合国、G20、APEC、上合组织等区域性或全球性国际组织，并在实践中为沿线国家增加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报告也高度赞扬“一带一路”为非洲和拉丁美洲等落后贫穷地区创造了就业机会。在东南亚地区“一带一路”合作中，经济合作区、创业园区、大型合作项目、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东盟东部增长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等已经显现出巨大成效。有学者指出，“由于地缘优势和长期积累下来的战略资本，中国仍将掌握与东盟合作的主动权。保持战略定力，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复合型的手段发展东盟关系，扩大中国在东南亚的优势地位是大势所趋。”新加坡学者总结到，尽管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可持续性存在一些猜疑，但事实证明，“一带一路”在逐步迈入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绿色丝绸之路）、医疗援助与合作（健康丝绸之路）以及电信和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丝绸之路）等新兴的优先领域。在“一带一路”倡议未来的发展中，只要能不断提量提质，惠国惠民，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有机结合，必将越来越受到东南亚国家的认同和接受。
 

　　（二）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走向

　　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是应对美日联盟政治影响和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关键变量。东南亚国家接受“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原因在于它在国家层面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在区域层面与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设相契合。“一带一路”与东南亚国家之间以发展战略对接为基础的经济合作是双方一步一步前进的过程。张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分析了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接纳度，他指出，共建“一带一路”与东盟的对外贸易存在明显的共向发展和共生发展效应。从客观指标看，东盟对外贸易总额从2013年的25331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28253亿美元，增长了11.5%，年均增长接近2%。同期，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从2013年的3516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4838亿美元，增长了36.6%，年均增长6%以上。从主观上看，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态度存在积极变化，整体上从谨慎态度向主动接纳，从地缘政治猜疑向对高质量发展的观望和期待转变。查雯的研究指出，“菲律宾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之下的确一改往常的若干外交安全政策，这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美国和菲律宾的安全合作关系，为中菲关系改善提供了机遇。”虽然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是处在经济发展向工业化转型的关键阶段，仍然渴求外资的大量进入。老挝、柬埔寨、缅甸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更需要利用外资促进本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中国-东盟“一带一路”以东盟国家发展实际为基础，寻求与东盟国家的发展规划建立各种形式的“战略对接”。在东盟层面，东盟出台的《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愿景与“一带一路”的核心合作领域即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内在一致性，这为双方经济发展战略的对接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国家层面，泰国的“东部经济走廊”，越南的“两廊一圈”，老挝的“陆锁国变陆联国”，印尼的“世界海洋轴心”，柬埔寨的“四角”战略以及马来西亚的“全面发达国家—2020”等国家战略或项目与“一带一路”存在较高的契合度。即使在新冠疫情的肆虐下，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依然取得巨大进步。2020年中国与东盟的总贸易额为6846亿美元，同比增长6.7%。经贸领域的逆势增长有效回击了有关“一带一路”的“新殖民主义”论调。相对于对中国实施联盟政治的G7国家，中国在物质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中国的整体基础设施开发和项目管理技能（包括成本控制）优越于G7国家，建筑工人和材料也更加便宜。显然，对于仍处于发展相对落后的东南亚国家来说，传统的“硬”基础设施更符合东南亚国情，新兴的“软”基础设施也必须以“硬”基础设施为依托。“一带一路”与许多东盟国家在政策、合作领域、合作目标及合作方式等方面都具有融合性，在经济上能促进东盟的可持续发展，在政治上能提升东盟作为印太地区重要力量的“中心性”。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对美国、日本等国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强化中美战略竞争也出现深深的质疑。当今，东南亚国家战略的重点是发展经济而不是应付战争，美国要复苏冷战时期以同盟体系为支撑的地区安全秩序已无理论和现实基础。在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保证发展经济的优先性方面，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具有极强的战略共识，这为“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信任基础。
 

　　（三）“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的发展趋向

　　“一带一路”自我革新的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内部需求的对接，美日联盟政治的发展态势决定了“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地区的未来走向。
 

　　首先，“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从投资拉动到需求拉动的发展。“一带一路”一度被认为是中国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的发展逻辑使然，这加深了东南亚对该倡议的疑虑。对此，“一带一路”以东南亚国家的需求为切入点，根据“一国一策”的原则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合作方案。对于发展比较落后，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国家而言，其对传统基础设施、园区建设、能源合作等方面存在较为迫切的发展需求。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报告，到2030年，仅亚洲就面临着26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主要集中在电力和交通领域。基础设施融资缺口仍然较大，这为“一带一路”提供了空间。这些传统基础设施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可作为“一带一路”合作模式与空间突破的重点。对于工业化阶段较为成熟的国家，其对环保、5G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发展具有渴望和需求。调整“以投资为导向”向“以需求为导向”的发展策略，更好回应周边国家的其他诉求。在面向东盟国家的优先需求培育基建合作的新增长点，切实为“一带一路”设施的互通注入提质升级的动力的同时，又要密切关注域外大国的竞争动向以及东盟地区政治经济的变化趋势，对基建合作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安全化”风险等做好防范预案；从经济发展的单一驱动向涵盖经济、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的综合驱动是东南亚国家的普遍需求。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优先考虑的领域之一，中南半岛国家担心基础设施建设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这种担心在现实中的体现就是对中国投资项目的搁置，如莱比塘铜矿、密松水电站等的搁置。目前，中国一些企业对社会责任、环保意识仍有待改善。“一带一路”不仅局限于经济合作方面，还应拓展至社会、文化、生态、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性合作。在这方面，2021年6月，在“一带一路”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期间，中国同与会各国共同发起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各国能源结构的调整，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能源合作、绿色金融合作等方面的需求都会出现上升态势。

　　其次，“一带一路”在安全领域具有巨大合作空间。安全合作既是夯实“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合作基础的要求，也是应对美日联盟政治的需要。经济与政治“两张皮”的现象一直是困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重大问题，“一带一路”的推进有望促进政经两个领域的融通。发展至今，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最大的担忧和质疑源于安全领域而非经济领域，或者由经济引发的安全担忧，例如“经济胁迫”“过度相互依赖”等。而且，美日联盟政治对“一带一路”带来的压力首先体现在政治安全领域。尽管中国的竞争优势依然在经济领域，但如果安全问题处理不好，安全合作始终停留在较低层次，那么一方面美日联盟政治引发的政治安全议题容易破坏“一带一路”在东南亚推进的安全环境，更容易将经济合作问题政治化。另一方面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合作中难以向深度推进，政治安全的短板必将通过信任水平的低下而影响经济合作。中国与东盟应寻求在安全领域的突破和发展，事实上，双方在安全领域具有巨大合作空间。针对传统热点安全问题，双方应补齐短板，防范安全环境恶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同努力加快《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进程，尽早落地生效，使之成为抑制安全风险的有效机制，通过制度保障提升双方的战略互信。针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双方应拓展合作空间，降低东盟国家以安全对冲经济的路径依赖。东南亚国家一直以来在与中国展开经贸合作的同时依靠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寻求安全保护并对冲中国的影响力。对此，积极探索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举行军事演习和海洋安全合作的可行路径，在安全领域为东南亚国家寻求不同于美日等国的“替代方案”。孙学峰认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2018年历史性地开展了第一次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安全合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带动了中国战略信誉的相对上升，为持续改善周边安全环境奠定了基础。东南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发展区域，但该区域的安全环境并不理想，需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共同合作。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可以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例如防治灾害、海上安全等开展广泛合作。
 

　　最后，强化第三方市场和合作是“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化解美日联盟政治的重要方向。加大与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等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力度，构建范围更加广阔、性质更加开放的全球合作体系应对美日等国的联盟政治。2018年中日两国举办了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后，同意共同推动“第三方”国家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在此基础上，中国应在一些领域努力与美国、日本、印度、韩国等印太系国家和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欧洲系国家的合作，协调在东南亚的合作。这既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合作需求，也是降低合作风险和化解美日等国联盟政治的有效途径。尽管美日主导的印太联盟体系旨在遏制中国崛起，但是正如蒂莫西·多伊尔（Timothy Doyle）所言，历史上类似的崛起是无法遏制的，中美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五十年印太地区的战争与和平。既要看到美日等国的联盟倾向，也要看到美日等国之间的分歧。例如，美日虽然在东南亚能源基建领域合作，以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但双方都有各自的经济诉求，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十分微妙，也将影响到美日之间的合作。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对外部区域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日本迅速提升了对供应链安全的防范意识。构建一个基于规则的长期和平稳定的区域环境对日本供应链安全尤为重要，而美国的首要目的是防范中国，甚至不惜破坏区域稳定的风险以达到遏制的目的。同时，东南亚国家也乐于看到B3W和BRI在相互竞争中不断提高合作质量。尽管美国主导的B3W往往被视为“一带一路”的竞争对手，但是它与BRI依然存在融合和补充的空间，这可以共同为建设东南亚“高标准”“高质量”基础设施做出重大贡献，促进东南亚在后COVID-19时代的经济增长。
 

　　在共建高质量“一带一路”背景下，针对西方联盟政治对相关合作项目的政治化操作以及东南亚地区不太稳定的政治环境，我国应做好政治风险评估和相应风险应对机制；针对西方联盟政治推动“一对一”向“多对一”竞争格局的转型，我国应加大“第三方”参与“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力度，做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破解西方的联盟围堵；针对西方联合提出的新方案、新路径、新理念，我国应加快“一带一路”的迭代升级和自我革新，切实推进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以高质量吸引东南亚国家的积极参与；针对四方联盟政治对“一带一路”发起的舆论攻势，我国应加大公共外交和传播能力建设，以东南亚国家能更好接受的方式讲好“一带一路”。

　　结论
 

　　尽管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东盟和欧洲在印太地区都有自己的议程和利益，但在应对中国方面具有较高的契合度。在美国和日本的推动下，这些力量正向印太地区聚拢，很可能在军事、安全、技术、供应链、治理和经济发展援助等传统和新兴领域形成合作联盟，最终形成层次多样的联盟体系。鉴于日本与美国历史上形成的牢固联盟关系，与印度、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广泛而稳定的伙伴关系以及在管理对华关系方面的长期经验，日本有望在这一联盟合作体系中将发挥仅次于美国的主导作用。可见，美日主导的联盟政治是中国长期面对的现实。这不可避免地对“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带来了巨大挑战，但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自我革新和迭代发展本身是对美日联盟政治最为有力的回击，而且“一带一路”与东盟国家许多发展战略存在较高的契合度，这也引起东盟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逐步趋向正面。面对美日联盟政治带来的挑战，安全合作、需求拉动、多领域开放性综合性发展等将是“一带一路”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同时，“一带一路”项目推进需要适时、合理地调整对东南亚的相关政策，争取维持中国与东南亚的睦邻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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